面对疫情冲击，各国央行“印钞机”再次启动，货币宽松程度已经明显超过金融危机时期，如此巨量的流动性投放是否会引发高通胀？本报告先分析后金融危机时期货币宽松没有引发高通胀的原因，再通过比较两次危机的异同点，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分别对全球和国内通胀压力进行了预判。
　　2008年后金融危机时期的货币宽松，没有带来高通胀的原因：新增基础货币回流央行“窖藏”+资金脱实向虚+流动性用于修复资产负债表+供给曲线斜率放缓。后金融危机时期，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持续宽松，但通胀始终低于2%的通胀目标，货币和通胀关系弱化，原因有四：一是超六成的新增基础货币被商业银行以超额准备金形式存回央行，并未流出金融体系进行货币和信用创造；二是实体结构调整迟滞投资回报率持续低迷，叠加货币宽松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资金脱实向虚流向股市和楼市，金融市场分流效应显著；三是金融危机冲击下实体经济资产负债表受损严重，流动性多用于修复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即用来储蓄或还债，对通胀的推升作用有限；四是全球化程度加深和数字经济普及降低了商品生产的边际成本，进而导致供给曲线斜率放缓，价格对需求的敏感度下降。
　　全球通胀：面临一定回升压力，但幅度有限。与2008年金融危机类似，本轮全球央行大放水，仍面临货币创造受阻和金融市场分流的困境，但政策针对性明显提高，货币向M2传导效果好转，加上实体经济资产负债表受损有限，后疫情时代货币宽松对实体经济需求的带动作用将较金融危机时期明显增强。同时逆全球化加速和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回流，价格对单位需求变化的敏感度提升，后疫情时代全球货币宽松或将使全球通胀中枢有所上行，但上升速度和空间仍取决于各国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的进展情况。
　　国内通胀：有上行压力但整体温和。全球货币宽松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推高全球通胀中枢，给国内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但全球经济“U”型复苏下大宗商品如原油价格上涨空间有限，输入性通胀压力整体可控。同时国内货币政策属于阶段性对冲政策，刺激力度仅支持经济增长回归潜在水平，在猪周期步入下行阶段和逆全球化背景下，未来国内通胀压力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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